时间：2009年4月17日18：30-21：00

地点： 同济大学西北三楼二层活动室

主持人：刘化童

报告人：刘化童

报告主题：恶趣丛生的当代汉语诗歌：一个不文明的孩子

报告提要——

恶趣丛生的当代汉语诗歌——一个不文明的孩子

● 无根基时代的诗歌

      根源：对于诗歌的评判标准已经严重丧失。

      如果每个人列出10个最具实力的诗人，无异于是让每个人列出10个最喜欢的诗人。对于目前的现状而言，诗歌的评判标准只取决于个人好恶，而在个人的好恶之间又很少存在可以通约的部分。换言之，假如把这份名单比照一下的话，两个人的名单里出现2、3个重合的名字就算幸事了。

      评判标准的丧失直接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评判得越来越多——多如牛毛的诗歌奖。

      没有共同标准，也就没有权威；没有权威，也就没有他者指认；于是，诗人们纷纷自我指认。

      即便是有了诗歌奖对于一个诗歌写作者的诗人身份的指认，这种指认也是相当可笑的。他们的思维有点类似于十载九年制义务教育里评三好学生。如果没有一个指标，没有一个榜单上的排名，自己的存在好像就是可疑的一样。

● 诗坛的流氓化与诗人的文盲化

      全民皆诗的时代，人人都想当诗人，于是，人人都爱诗歌奖。

      这有些类似于足球联赛里的积分制。诗歌奖的多寡成了诗坛排名的积分，直接决定着出席会议时，名字排列的先后顺序，并且以这样一个机制来决定着谁是诗坛的老大。

      诗坛的江湖化——就如很多年前的诗坛108将的排行榜——这事情本身也难说是好是坏，文坛本来就是个权力场域，是话语权力的角斗场。问题只在于，这种江湖化是按照实力来排定的，还是按照诗歌奖来排定的，并且诗歌奖和实力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

      一方面，诗歌奖的排名机制与其说是单纯地排出个你前我后，你死我活，不如说它的实质是“封神榜”——自我神化。另一方面，诗歌奖与实力的脱钩，直接导致了诗坛的排名是以江湖地位而非武功高低来排定。

      因此，问题就出现了。在这种恶性循环的文化氛围中，尤其是到了90年代以后，挺身而出的那些诗坛大佬们只可能是文盲。

      他们都在做些什么？无非是跑到黄河上去撒尿，跑到公交车上去窥视妇女的胸部，说话结结巴巴地不知所云，以及要像西方某女作家学习做爱时候的叫床声……。
●　汉语诗歌中的反智倾向

      过去，诗人是文化精英。现在，这么说是有点抬举诗人了。

      不久前，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而后他又补充说明了一句——他说的只是小说，诗歌还是很好的。我觉得，他太给诗人面子了。尽管我知道，他所谓的诗人还不错只是针对朦胧诗阶段，以及若干遵循知识分子写作的第三代诗人。

      诗坛已经堕落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怪圈。

      写诗是成名的捷径，它几乎不需要任何才能，尽管在诗歌已经不被社会普遍认同的情况下，这种成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意淫，给那些毫无其他能力、处境难堪，并且一无是处的人一点安慰。

      写其他文体的文学作品，都需要相当大的阅读量作为文化积淀。唯独诗歌不需要。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千奇百怪的词语不按语法，不按逻辑，不按正规的方式排列组合起来。

      中国当代诗歌的这些现状就构成了布罗茨基用语的反面——不文明的孩子。

●　诗歌气质的消散与功能的分化

      不仅是诗人在堕落，就连诗歌本身也在诗性的不断内耗中走向衰竭。

      史诗时期之后，历史从诗歌中划分出去；海德格尔－荷尔德林之后，哲思从诗歌中划分出去；如今，本体论意义上的“语言”，或者简单地说——词，词语也正在从诗歌中消失。

      词语在诗学里具有本体论意义。维特根斯坦：“语言的边界就是我世界的边界。” 海德格尔：“唯语言处，才有世界。”

      以中国为例，北岛的诗里有政治含义，海子的有宗教情怀，顾城的有童话色彩。现在的那些诗人有什么？除了很多不知所云的和自己的写作几乎毫不相关的理论，以及用“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写成的诗歌之外，还剩下些什么？

      按照古希腊的传统，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诗歌的重要性与其说是表达了什么，不如说是怎么表达。换言之，诗歌是一套用隐喻系统构成的话语的修辞术。如今，被言说物都被排除在诗歌之外，甚至作为言说本身的词语也已经不再重要了，那诗歌所能表达的领域又是什么？

      我焦虑的并非是下一个从诗歌中消失的是什么，而是诗歌作为一种文学载体，它还有什么是可以丧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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