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鼎元、茱萸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到本世纪零年代的诗歌“断代史”（尽管这种断代行为不无强制和人为性），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之为“诗歌事件史”。这给了未来的史家们一个难题：在为数不多的杰作前面排版着的，兴许会是密密麻麻的“大事记”。但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考量这段晦暗却隐含火种的路程时，或许能够从中获得中国诗歌乃至文艺自我更新的可能。

      从“海子之死”出发，历经“盘峰论争”的高潮迭起，直到去年的“地震诗热潮”，中国诗歌走过了它悲欣交集的二十年。而我们这次的谈论起点，将从海子开始。

      在中国诗歌的发展史上，具有传奇色彩以及成功创造自身传奇性色彩的诗人不在少数，而离我们最近的一则传说是关于这样一位诗人的，一位自认和公认的天才，一株沉迷于自身幻影的黄水仙，他用他丰富甚至可以说是极度夸张的想像力创造了大量奇崛突兀、神秘晦涩但却总能激起读者的审美愉悦的诗篇，他那弥赛亚般的救世主情节使他的一生痛苦而短暂，当然也完全符合了大众关于悲剧英雄的想像。他那定格在二十五岁上的年轻的肉身早已没入尘土，但人们对“诗人之死”的谈论，二十年来却余波未平。

      秦巴子在其评论海子的文章《史诗神话的破灭》的开头，引用了金斯堡的经典诗句“我看见这一代最优秀的头脑毁于疯狂……”，而诗人西川则早在十九年前就宣谕“海子之死”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的可能性。二十年来，他的死亡一直被看做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事件，在他死后各色各样的人怀着各色各样的心情和目的来追述他，以及他的死亡。他生前声名有限，死后却得到了煌煌盛名，各种适合的、不适合的帽子，都被扣到了他未寒的尸骨上。他被各式人等抬上了神坛，被加冕为诗歌王子。他的死亡不但成就他，也成就了一场新的、自发而非自觉的诗坛造神运动。然而在他死后不久，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却戛然而止。至少，他的死或多或少巧合地开启了一个沉寂的诗歌时代。我们不得不把他的死亡——作为一个文化事件而非一个法律事实的“死亡”——来与之联想，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场持续至今的、盛大的悼念仪式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提海子之死，除了纪念一名优秀诗人的陨落，是否还能从中多少反思出一些别的东西？

      在我们看来，作为亡灵的诗人海子，才是这二十年来诗坛的标志性人物。海子的自杀带给我们的是一种强烈的“仪式感”以及因此衍生的“神圣感”；作为个体生命的青年查海生的死亡本身是令人痛惜的，但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对作为“诗人”的海子的死，却有着各种不自觉的认同和“赞许”，也许是出于对“死亡”的本能性崇拜使我们不自觉地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剧本中的悲剧英雄形像（而海子选择的又是一种需要极大勇气的方式），如同当年死在乌江边上的那位被称为“最后一个贵族”的楚霸王项羽，拿后人对他各执一端立场迥异的评价来反射“二十世纪最后一个诗人”海子的话，那无论是杜牧还是李清照，他（她）们都错了，海子和项羽一样既非一心要做“鬼雄”，也非缺乏包羞忍耻的勇气，实际上他们早已自知绝无可以卷土重来的机会，他们实是被逼迫而死。除了当时事件的见证者和海子的亲朋们，后来者对他所怀的感情与其说是真诚地哀悼（这种哀悼因为不那么近切而显得空洞而仪式化）不如说是盲目地敬仰，正是这种“敬仰之情”使我们的认知发生了严重的偏离，也造成了大众对海子和造成他死亡的时代背景的误读。

      海子自此成为了不少评论家口中为“农业文明”殉葬的象征物，他在这个时代张扬过甚的“技术文明”的碾压下“殉诗”了，这颇与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文化陨灭时必有人深感痛苦的意思近似。按照这个观点，文明（化）之间的冲突是难以调和的，只有以如此残酷的方式才能彻底回避。似乎是，诗人选择了以非自然的死亡来作为对恶劣文化环境的反抗。在海子生前他试图用自己的吟唱和生命来与神对话，他首先是为自己然后也希望以此来为更多的人确立某种精神实体来填补上帝的缺失和对神的消解。但是他的诗歌行动不可能为处于待启蒙阶段的国人带来真正的精神家园（甚至，他们也不需要，甚至，他也没能给他自己建筑一个）。就这样，海子走向了死亡，以一个战败者（“但我败了。败得真惨。我一点预感都没有”，海子《太阳•弑》第十场）而非诗歌英雄的身份死去。接下来，诗人之死或学者之死被反复谈论和改写，从顾城、昌耀到新世纪的周建歧、余地和学者余虹，海子误会性地开启了一个奉诗人之死为神话的时代。有趣的是，在对待大多数诗人或学者的非正常死亡时，我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关注的只是那具有高度仪式感的自杀场景（或事件？），而非造成一个天才死亡的痛苦本身（那个主语不明的“逼迫”）。或许，大众从来便不需要沉重地去深入质询，只需要浸入这种仪式，然后释放自己隐含的哀叹和自怜。

      海子之死也代表着个人英雄主义时代的结束。他的死亡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对时至今日的整个诗坛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海子的失败昭示着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努力是如此苍白无力，所有苦苦追寻精神家园的人们最后不是进了精神病家园就是进了墓园。在追求灵魂处所的漫漫长路上，我们越来越看不见希望。而更令人哀痛的是，我们对他们死亡的认识是如此的肤浅和幼稚，没有多少人发现其中的秘密。以海子之死为“象征”的大诗理想之终结，恰是一个思想上波澜壮阔的时代之江河日下的拐点。在这场造神运动中各种荒诞的可笑的场景人物比比皆是，而更荒诞更可笑的乃是这场无关海子本身的闹剧。大多数人把海子从人间抬上了神坛，焚香膜拜，却把诗人毕生追寻的价值和对生命的体验抛却一边，把造成诗人痛苦的文化背景抛却另一边。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刘化童在一首纪念海子的诗里如是写道：

粮荒把诗人赶到沿海吃海鲜
土地开始贫瘠，他从前的兄弟们
终于落实了户口实现农转非
感谢后现代和失效的计划生育
会写名字的人就会写诗
他的祖国已经有了十三亿诗人

（刘化童《向先死者致哀：纪念海子》）

      如今看来，“会写名字的人就会写诗”这样原本该属夸饰的表达恰恰道出了这个狂欢时代的隐秘图景。“猎户座造诗机”这款妖异的软件帮助所有的普通人学会了写“诗”，并使诗的写作进入了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和贴标签模式中。九十年代进入“个人写作”阶段的不少诗人以及受他们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更年轻一代的诗人们以及更多的文学青年文学老年，却通过去年涌现出的出自他们之手的大量“地震诗”，在体现着我们这个民族原初的诗式抒情本能的同时，恢复了诗歌作为一种公共文体的特性。但是这种恢复是短暂的，实质上，“全民皆诗”也相当可怕。“时间依旧流驶，街道依旧太平”（鲁迅语），这种通过诗的谈论和对诗（诗歌、诗人乃至诗人的非正常死亡）的谈论在消费文化时代迅速没入市井日常，没入大家对房价、物价以及经济危机的谈论中。人们唏嘘后却渐渐忘记了那些本该记住的东西，这个幽暗的“主导动机”（诗人之死），在这场冗长的闹剧中反复地、无力地循环。这个荒诞的可笑的由无数场相同或类似闹剧组成的世界本身才正是中国知识阶层的苦痛的真正原因。

      当我们目睹了那么多优秀的头脑的毁灭之后，在面对关于“文艺复兴”的大讨论中，是否能因此见微知著、衍生出一点别的思考？知识分子的自救（启蒙）当成为先于文艺复兴的主题？以我们对这项“工程”的浅陋见解，如果说文艺复兴致力于发现人，那么启蒙运动则当是力求使人类脱离自身所加之于己的困境，而当我们没有摆脱此种困境前我们如何得以“发现”——“人”？ 康德对启蒙下过这样一个定义：“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的状态”，在我们想来他的意思很清楚地是指当一个人（民族）要摆脱精神上的不成熟状态，就必须由“他”通过自身的知性和努力而绝不依靠他人来完成，更不应当是知识精英自上而下的灌输式“启蒙”或主导式“复兴”——此种形式的“启蒙”恰恰是反启蒙的，这也正是以往众多“自觉启蒙者”失败的所在。而这其中最重要因素就应当是每一个具体独立的个人而非高高在上的“神祗”，而作为公共良心（虽然诗人的这项职能在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被降格）的诗人们应该首先投入到这种努力中去，如果真的要开始一场如刘军宁诸先生所疾呼的“文艺复兴运动”，那么于诗歌而言，就应该先搬走诗坛上的泥塑们。就海子这个具体而真实的对像而言，是时候将这位我们热爱的诗人从被禁锢的神坛上解放出来的时候了，那场造神运动的后果不是即显的，而其中的荒谬与可笑才是它最有价值的部分。在经历了是非种种之后，在“荒唐”了如此多的岁月之后，我们可以冷下心来了。二十年一个轮回，是时候忘记，也是时候重新记起了。

2009年2月24日完稿

标签: 茱萸, 蒋鼎元

管理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