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勉之: 写在消费时代存疑之时

2009年05月8日

文/吾勉之

  2008年,世界停止了——而对于过度消费时代而言,这是一个彻底的终结。后知后觉的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异乎寻常的激进手段,以拯救深陷危机之中的经济体系。美国著名的经济评论家罗伯特•库特纳出了一本《大国的陷落》,从政治、经济、金融、民主等多角度剖析美国弊病,认为是美国一小撮政治精英分子绑架了美国。库特纳虽有种“见霜履冰”的前瞻观,却找错了病因。倒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史家尼尔•弗格森在《货币的崛起》的分析比较对头。弗格森创造了一个词语“Chimerica(中美国)”,跟国人常谓的“Chinglish”,造词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弗格森认为,中美国是一个处于全球系统核心的、运作良好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中国出口,美国进口,中国储蓄,美国消费,中国借出资金,美国借入资金。在这种你情我愿的合作中,中美携手走过了几十年。
  但是目前,这对夫妻合作延续难再,走到了劳燕分飞之时。为何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得变变了?试看一组数据:2007年,美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达到了令人瞋目结舌的72%,为美国历史最高记录,同时也是现代历史上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最高记录。这一峰值,比泡沫前的25年,即1975-2000年间的平均比率67%,高出了整整5个百分点。重要的是,这一消费狂潮并没得到该经济体的内部收入创造能力的支撑。2008年下半年,劳动者从当前生产中获得的收入,降至8,000多亿美元的水平,低于上一轮周期的所占比率。
  所谓物极必反,经济运作的铁律在美国失衡之时及时现身。这次人们发现,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将所有的碎片拼回原来的模样。接下来的那个时代,与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相比将会有巨大的差别。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本次危机迥异于以往任何一次。它与此前的一些波折——如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的网络泡沫破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几次危机中,大部分压力仅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或某一类特定的资产,而世界其他地区,因与之隔绝或因自身具有恢复力,而得以幸免。这一次则是无处可躲。这个失衡的世界正处于痛苦却又必需的再平衡过程之中。

“布雷顿森林体系”:2.0的瓦解与3.0的到来
  决策者、金融市场、商业界以及老百姓在泡沫嘶嘶作响时矢口否认其存在,因而他们都得出了同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个日益复杂、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已经学会容忍这种失衡了。有人称目前的这个时代为第二次布雷顿森林时代(也即),并认为这个时代由中国(存款人和生产者)与美国(借款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共存关系而得到了巩固。在这种安排下,多数观察家开始相信,前所未有的储蓄和经常账户的失衡可以无限期地调整,而创记录的负债和货币失调同样也会如此。这是我们这个否认事实的世界所犯的致命错误。
  2008年的经济内爆是世界的失衡与一系列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互相作用的结果。2008年的经济内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失衡的一个独特产物,而失衡则通过一系列不断膨胀的泡沫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美国是这一现象的发源地。自1990年代末的网络泡沫起,这个国家就走上了一条各种泡沫接连不断的道路——从股票泡沫到房地产泡沫再到信贷泡沫。这些泡沫自身的性质和程度都十分严重。当它们开始传染到实体经济时,则更加变本加厉。这正是过度消费时代最危险、最不稳定的一面。金融市场,只是现实经济的一面镜子,它所反映出的,都是现实中真实的问题。
  过度消费原本为“美国制造”,但世界其他地区也乐得搭上一程“顺风车”。由于缺少国内储蓄,美国不得不从国外输入盈余储蓄来维持增长——为了吸引资本,还不得不维持巨大的经常账户和贸易赤字。这正好与亚洲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的宏观失衡相匹配,2007年,这些国家的出口超过地区GDP的45%,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比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高出整整10个百分点。中国一马当先,仅在过去7年间,其出口占GDP的比例就从20%增加至40%。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完全可以看作一个“二次泡沫”——实际上,它就是美国消费泡沫的一个衍生物。这是一个美国主因中国诱因的事实,而之前,美国高官们都在指责中国的商品出口政策害惨了美国。
  实际上,中国也没有得以幸免于难。中国的广东、浙江等几个沿海大省,经济增速都因为出口影响而大受挫折。中国以及西欧、日本等世界大经济体,都没有脱离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由此,本次全球经济衰退的底线已经确定无疑。当世界最大的消费国——美国经济超常繁荣时,各主要出口国也会同样繁荣。但是,当美国的繁荣开始衰落时,全球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就会陷入严重的问题。这正是日本、亚洲、德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目前经历的痛苦调整的本质。所有这些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要么骤然减速,要么完全陷入衰退。
  此时,只有中国引领着一条再循环的道路:将其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美元资产。中国的低劳动力价格,中国的低工资商品,都减缓了美国的通胀预期,同时也使中国的货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防止了美国利率的上升——从而使依赖泡沫的美国消费者“奇迹”般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实际上,这个世界的各种泡沫是互生互长的。

经济再平衡的路径选择
  游戏结束了。美国消费者很可能正处在一场为期数年的紧缩时代的初期,泡沫破裂后的世界将顶着凛冽的逆风前行。世界缺少了消费的强大发动机。这是一幅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后缓慢恢复的画面。
  当前,世界各国正在竭力抵制再平衡,这种对危机的反应是令人担忧的。美国的主要措施,是通过减税和其他刺激收入的方法维持过度消费。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对止赎抵押品施以援手;实际上,这使许多完全无相应承担能力的人拥有价值至今仍被高估的住房,从而使住房自有率继续保持在与经济发展不相符的水平上。与此同时,中国的政策重点,仍是通过4万亿的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投资,并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和提高出口退税支持出口。相对而言,在刺激消费方面却做得很少,或者说对策有些南辕北辙。不过,2008年的四川地震,虽然带来了惨重灾难。但是灾后重建对刺激中国的内部消费来说,则是一场天降的机会。机关如此,这些短期战术措施,都是为了遏制危机而采取的,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措施的战略影响。
  因为全世界都似乎相信,解决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办法,是回到从一开始就使我们陷入这团乱麻的不平衡经济增长模式。但是,世界正是走到了之前模式的尽头。美国不需要使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永久闹下去,它需要储蓄,并重金重新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替代能源技术以及人力资本。中国不需要投资和出口主导的超高速增长,它需要将转变目前的经济组合,引导个人消费。但是,这两个国家看来似乎都不愿意、或都无法做出这个更具战略意义的艰难抉择。
  实现结构性转型,让失衡世界完成再平衡,这种战略性选择需要政治家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对于奥巴马来说,他面临着是“短期Change”与“长期Transform”的艰难择决,在水深火热的现实面前,似乎谁都没有那么多容忍“长期Transform”的耐心。民选政府以及现代舆论有一个被人长期忽视的弱点,就是它们都容易迫使政治家们愿意取悦当下。因此,世界各国似乎都在致力于寻找立竿见影的方法,导致短期的战术措施必须优先于长期战略。当然,这并不是说政策不必考虑当前失业者们的痛苦境遇。失业工人需要收入支持、失灵的金融系统也需要权宜的修复,中国的沿海出口经济也需要恢复。不过,各国政府除了支持陷入困境的经济体系外,他们必须要做的比这多得多。遏制危机的战术措施,不应当是对这场痛苦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政策反应的唯一重点,这个世界还需要有一个长远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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