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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在南方 &#187; 吾勉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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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吾勉之: 变局前的数字游戏</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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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08 May 2009 13:19:52 +0000</pubDate>
		<dc:creator>wumianzhi</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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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吾勉之]]></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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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不是每一场变局，都能迎来洞彻时代的卓识远见者。现实恰恰是——某些神灵的“先知”，只是一个幸运的抓阄参与者而已。 　　　清末，中国受到西方列国冲击，以 传统经济为基础的皇权社会开始动摇。自此，士人学者多哀叹，中国遭遇大变局。那么这场大变局有多“大”呢？众人意见纷纭。后来，中国台湾晚清军事史、政治史、思想史专家王尔敏作文一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收录在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里。作者对从影响国权之政要、执行政令之督抚到一般京官、甚至商人及无科名者都做了分析，结果李鸿章感叹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王尔敏所提及的另外80多位知识人那，有的认为是“古今之变局”、“天地一大变”，有的认为是“四千年未有之奇局”、“五千年之大变局”、“千万年未有之变局”，最夸张的甚至声称“不知几十万年未有之奇局”，这位兄台的话有些夸张，当时远古祖先似乎还住在北京的山顶洞。时间变化如此之大，古人让我们很惑解。一千年在清末人眼里，就跟今天的小沈阳在享受着“一睁眼一闭眼”的人生快感。 　　　由英国的坚船利炮所催动的中国近代化进程，是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堪称“变局”。但接下来的辛亥革命，自然也是2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可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照样有人称之为“2000年的大变局”，看到这里我们应该让自己醒悟才对——我们的前辈们对数字真的是不计较，否则几十年里，光千年变局就有四五场，有点不靠谱。 　　　古人的数字观念很有趣，而且时至今日也依然有趣。不过我们的有趣在于，即使面对历往的数据，也是信口开河，从来没有人认真研讨历史数据并依此作为自己的结论：比如，2009年初中国北方九省的旱灾，主要媒体称作是50年一遇，但是23年前的湖南大旱灾也曾被称作“千年一遇”。举凡一例，每次长江涨大水，为了凸显水害多么厉害，一点要加上一个限定语，此次水灾是多少年一遇，“比如百年一遇”、“五十年一遇”，乎不这么说就不能引起抗洪救灾的重视，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水利局说前年的大水是100年一遇，今年的大水则是50年一遇，类似的大水隔三岔五地就要来一次。 　　　现在，最时髦的“猜数游戏”，莫过于猜一个数字，来预测全球经济将在几年后迎来转机。这个游戏的趣味在于，他参与的人数高端，普通人也难得与大腕们乐一回——谢国忠说是要十年，中国的《证券市场周刊》，则声称“美国经济复苏还要三五年”。之前在中国不红，但是拿了诺奖之后格外走红的保罗·克鲁格曼则在其新著《萧条经济学》里声称，“我们死也看不到经济复苏”，他是1953年2月出生于纽约长岛，现年56岁，美国拿经济学诺贝尔奖的人，一贯长寿，比如与保罗·萨缪尔森（迄今93岁）、弥尔顿·弗里德曼（享年94岁）相比较，克鲁格曼还有大把的年华，这也意味着美国至少还有30多年的“黑铁时代”需要去熬。但克鲁格曼一向出言不羁，跟布什唱对台戏，他手中数字的可信度自然要打折扣。不过，我们尝试一下别的口径，发言谨慎得多的IMF主席卡恩则预测：预计全球经济复苏时间将进一步推迟至2010年。 　　　当然，还有些存自知之明的聪明人，选择“顾左右而言他”，他们明知道谁也不能预言世界经济何时复苏，都选择了回答“在不复苏的时间里”世界该做些啥。 　　　巴菲特就称：“经济复苏速度将取决于政府政策智慧以及政府和公众交流的效率”；近日刚刚造访中国，并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演讲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同样没有预测，只是在想如何才能让经济复苏：首先，我们必须扭转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的趋势。世界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有必要建立全球储备制度。格林斯潘认为目前正处于危机时刻,他表示,相信住房价格的最终企稳和全球金融体系的最终修复将令市场恢复借贷,再加上股价的上涨,则将推动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实现复苏。 　　　相比之下，格林斯潘的预测，则延续了其“正确的废话的风格”，据传媒消息，格表示，“经济最终将会复苏,但复苏时间还不确定”。这个至少在国内的某些奏折派经济学家眼里，这个“打太极”、“倒糨糊”的回答是不及格的，相反，他们的做法是，要先回顾近三年来中央的利息变化、GDP增长、国家相关政策，然后再补上格老的这一句。这样才够专业，够派头。 　　　美国财长盖特纳：增税确有必要美国经济2011年完全复苏，盖特纳表示，奥巴马的建议将减少大部分美国人的纳税负担，并且增税计划只到2011年才生效，届时美国经济已经“完全复苏”。而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则在2008年6月表态，称“美国经济将在年度复苏”、“美国经济将在数月后复苏”。奥巴马在数月前称年内美国经济能复苏，2009年3月初则突然改口，称“无法保证经济在年内复苏”。 　　　有意思，这么一看，就几乎像是一个摸奖游戏，最后的结果出来后，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预测谁对谁错，不过类似格林斯潘的“万能答案”得剔除。 　　　预测之所以是难得一遇的好玩游戏，因为在这个游戏里落败的多是顶尖的头脑。巴菲特就说过，永远不要试图预测市场。不过，世界上更多的顶级聪明人不幸地被传媒，或被自己内心表达的冲动给挟持，成了现代巫师。想都不用想，这些世界上最杰出的头脑们，在这个复苏时间表上，肯定会只有一个对的人，只要笔者还愿意记录跟踪各大诺贝尔奖得主的言论，几乎还能收录更多的错误者。 　　　既然经济学是现代巫术，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传统的预测“国术”，会如何推断世界经济复苏期： 　　　“中国今年流年正财，经济宜求平稳发展。立春后到立秋（2月4日到8月8日），经济仍入于困难状态，入秋后，则有所好转”。 　　　“美国今年流年比肩（不好的运势）。延续去年劫财之势，经济进一步下滑。新政府开展国际合作，开始转变单边主义的独夫政策，入秋以后，经济开始回升”。 　　　“欧盟今年仍于偏见与错误之间游离。三月或极为因厄。欧元四月到七月或仍能唯持，入秋后，则更弱矣”。 　　　“俄罗斯经济上半年仍处于困难时期，入秋后，开始好转。但要真正复苏，要一零年二月以后”。 　　　“韩国流年正官，下半年金水激荡，财力更弱，民众苦矣。台湾上半年经济有所好转，但入秋后，又开始下滑，九月或有不测之事。日本和香港今年经济放缓，六月或有不测之异”。 　　　这种语言，听起来是不是比格林斯潘的“经济最终将会复苏,但复苏时间还不确定”更有可信度？ 　　 　　　编者按：某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已经算出奥巴马此任期内的运程转势，亦可以当做美国经济何时复苏的一个参照，拿出来大家不妨一享： 　　　第一年已丑：新妇难解旧门风：奥巴马接手了一个烂摊子，又得熟悉内外政务。半年之内，必是劳而无功，且压力无穷。半年后，开始有所起色。 　　　财星为害，偏财重现，内外交困，为财而忧。丙寅丁卯月，新官上任三把火。辛未月，或有不测之灾。壬申癸酉月，印星相助，化杀为权，开始适应，或轻松一些。甲戌月亦是危机重重。乙亥月得助于盟友，丙子月，则有良策出台。 　　　第二年庚寅：得根气壮始吐声：最难过的适应期一过，奥巴马政府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一零年二月后，地气转暖。奥巴马政府迎来了春天。 　　　第三年辛卯：双杀临门幸得禄：这年流年大吉，日元得根，尽管得到民众支持，但经济复苏仍然困难重重。 　　　第四年壬辰：贵人相助杀为权。 　　　全文看下来，就一个领导人任期的正常流程。但从作者的切入角度而言，确实值得赏玩一番。]]></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　　　不是每一场变局，都能迎来洞彻时代的卓识远见者。现实恰恰是——某些神灵的“先知”，只是一个幸运的抓阄参与者而已。<br />
　　　清末，中国受到西方列国冲击，以 传统经济为基础的皇权社会开始动摇。自此，士人学者多哀叹，中国遭遇大变局。那么这场大变局有多“大”呢？众人意见纷纭。后来，中国台湾晚清军事史、政治史、思想史专家王尔敏作文一篇《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收录在其《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里。作者对从影响国权之政要、执行政令之督抚到一般京官、甚至商人及无科名者都做了分析，结果李鸿章感叹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王尔敏所提及的另外80多位知识人那，有的认为是“古今之变局”、“天地一大变”，有的认为是“四千年未有之奇局”、“五千年之大变局”、“千万年未有之变局”，最夸张的甚至声称“不知几十万年未有之奇局”，这位兄台的话有些夸张，当时远古祖先似乎还住在北京的山顶洞。时间变化如此之大，古人让我们很惑解。一千年在清末人眼里，就跟今天的小沈阳在享受着“一睁眼一闭眼”的人生快感。<br />
　　　由英国的坚船利炮所催动的中国近代化进程，是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堪称“变局”。但接下来的辛亥革命，自然也是2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可接下来的新文化运动，照样有人称之为“2000年的大变局”，看到这里我们应该让自己醒悟才对——我们的前辈们对数字真的是不计较，否则几十年里，光千年变局就有四五场，有点不靠谱。<br />
　　　古人的数字观念很有趣，而且时至今日也依然有趣。不过我们的有趣在于，即使面对历往的数据，也是信口开河，从来没有人认真研讨历史数据并依此作为自己的结论：比如，2009年初中国北方九省的旱灾，主要媒体称作是50年一遇，但是23年前的湖南大旱灾也曾被称作“千年一遇”。举凡一例，每次长江涨大水，为了凸显水害多么厉害，一点要加上一个限定语，此次水灾是多少年一遇，“比如百年一遇”、“五十年一遇”，乎不这么说就不能引起抗洪救灾的重视，最后的结果可能是，水利局说前年的大水是100年一遇，今年的大水则是50年一遇，类似的大水隔三岔五地就要来一次。<br />
　　　现在，最时髦的“猜数游戏”，莫过于猜一个数字，来预测全球经济将在几年后迎来转机。这个游戏的趣味在于，他参与的人数高端，普通人也难得与大腕们乐一回——谢国忠说是要十年，中国的《证券市场周刊》，则声称“美国经济复苏还要三五年”。之前在中国不红，但是拿了诺奖之后格外走红的保罗·克鲁格曼则在其新著《萧条经济学》里声称，“我们死也看不到经济复苏”，他是1953年2月出生于纽约长岛，现年56岁，美国拿经济学诺贝尔奖的人，一贯长寿，比如与保罗·萨缪尔森（迄今93岁）、弥尔顿·弗里德曼（享年94岁）相比较，克鲁格曼还有大把的年华，这也意味着美国至少还有30多年的“黑铁时代”需要去熬。但克鲁格曼一向出言不羁，跟布什唱对台戏，他手中数字的可信度自然要打折扣。不过，我们尝试一下别的口径，发言谨慎得多的IMF主席卡恩则预测：预计全球经济复苏时间将进一步推迟至2010年。<br />
　　　当然，还有些存自知之明的聪明人，选择“顾左右而言他”，他们明知道谁也不能预言世界经济何时复苏，都选择了回答“在不复苏的时间里”世界该做些啥。<br />
　　　巴菲特就称：“经济复苏速度将取决于政府政策智慧以及政府和公众交流的效率”；近日刚刚造访中国，并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演讲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同样没有预测，只是在想如何才能让经济复苏：首先，我们必须扭转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的趋势。世界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有必要建立全球储备制度。格林斯潘认为目前正处于危机时刻,他表示,相信住房价格的最终企稳和全球金融体系的最终修复将令市场恢复借贷,再加上股价的上涨,则将推动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实现复苏。<br />
　　　相比之下，格林斯潘的预测，则延续了其“正确的废话的风格”，据传媒消息，格表示，“经济最终将会复苏,但复苏时间还不确定”。这个至少在国内的某些奏折派经济学家眼里，这个“打太极”、“倒糨糊”的回答是不及格的，相反，他们的做法是，要先回顾近三年来中央的利息变化、GDP增长、国家相关政策，然后再补上格老的这一句。这样才够专业，够派头。<br />
　　　美国财长盖特纳：增税确有必要美国经济2011年完全复苏，盖特纳表示，奥巴马的建议将减少大部分美国人的纳税负担，并且增税计划只到2011年才生效，届时美国经济已经“完全复苏”。而美国前任财长保尔森则在2008年6月表态，称“美国经济将在年度复苏”、“美国经济将在数月后复苏”。奥巴马在数月前称年内美国经济能复苏，2009年3月初则突然改口，称“无法保证经济在年内复苏”。<br />
　　　有意思，这么一看，就几乎像是一个摸奖游戏，最后的结果出来后，我们才知道他们的预测谁对谁错，不过类似格林斯潘的“万能答案”得剔除。</p>
<p>　　　预测之所以是难得一遇的好玩游戏，因为在这个游戏里落败的多是顶尖的头脑。巴菲特就说过，永远不要试图预测市场。不过，世界上更多的顶级聪明人不幸地被传媒，或被自己内心表达的冲动给挟持，成了现代巫师。想都不用想，这些世界上最杰出的头脑们，在这个复苏时间表上，肯定会只有一个对的人，只要笔者还愿意记录跟踪各大诺贝尔奖得主的言论，几乎还能收录更多的错误者。<br />
　　　既然经济学是现代巫术，那么，我们来看看中国传统的预测“国术”，会如何推断世界经济复苏期：<br />
　　　“中国今年流年正财，经济宜求平稳发展。立春后到立秋（2月4日到8月8日），经济仍入于困难状态，入秋后，则有所好转”。<br />
　　　“美国今年流年比肩（不好的运势）。延续去年劫财之势，经济进一步下滑。新政府开展国际合作，开始转变单边主义的独夫政策，入秋以后，经济开始回升”。<br />
　　　“欧盟今年仍于偏见与错误之间游离。三月或极为因厄。欧元四月到七月或仍能唯持，入秋后，则更弱矣”。<br />
　　　“俄罗斯经济上半年仍处于困难时期，入秋后，开始好转。但要真正复苏，要一零年二月以后”。<br />
　　　“韩国流年正官，下半年金水激荡，财力更弱，民众苦矣。台湾上半年经济有所好转，但入秋后，又开始下滑，九月或有不测之事。日本和香港今年经济放缓，六月或有不测之异”。<br />
　　　这种语言，听起来是不是比格林斯潘的“经济最终将会复苏,但复苏时间还不确定”更有可信度？<br />
　　<br />
　　　编者按：某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已经算出奥巴马此任期内的运程转势，亦可以当做美国经济何时复苏的一个参照，拿出来大家不妨一享：<br />
　　　第一年已丑：新妇难解旧门风：奥巴马接手了一个烂摊子，又得熟悉内外政务。半年之内，必是劳而无功，且压力无穷。半年后，开始有所起色。<br />
　　　财星为害，偏财重现，内外交困，为财而忧。丙寅丁卯月，新官上任三把火。辛未月，或有不测之灾。壬申癸酉月，印星相助，化杀为权，开始适应，或轻松一些。甲戌月亦是危机重重。乙亥月得助于盟友，丙子月，则有良策出台。<br />
　　　第二年庚寅：得根气壮始吐声：最难过的适应期一过，奥巴马政府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一零年二月后，地气转暖。奥巴马政府迎来了春天。<br />
　　　第三年辛卯：双杀临门幸得禄：这年流年大吉，日元得根，尽管得到民众支持，但经济复苏仍然困难重重。<br />
　　　第四年壬辰：贵人相助杀为权。<br />
　　　全文看下来，就一个领导人任期的正常流程。但从作者的切入角度而言，确实值得赏玩一番。</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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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吾勉之: 经济民族主义的衰兴</title>
		<link>http://www.zainanfang.com/archives/925</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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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08 May 2009 13:17:27 +0000</pubDate>
		<dc:creator>wumianzhi</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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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民族主义在中国兜了一圈之后，发现自己无论在理念还是行动上，都产生了哗众的矛盾效果。一方面是众多国人无意识地将其作为自身实践的理念准则，另一方面则是众多清醒的人士，高扬批判大旗，与之势不两立。 　　　不管是政治民族主义中的“长平事件”，还是经济民族主义中的“日货风波”、“抵制家乐福”事件，最终都演变成一场全民内的两军大混战。每一次，都是中国人自己成为演员与影评家——不过这次，全世界的人似乎都有意加入这场大闹剧了。 在经济民族主义楚歌声中前进 　　　2006年，中国人继1999年后，又一次掀起民族主义汹涌的浪潮，区别在于，1999年是政治事件引起的，美国人的导弹打到了自家同胞的头上。时隔七年之后的这次则是由企业事件所引起的。即便最终联想并购IBM PC事业部成功，美国对外国投资并购的限制当时并未放缓，其国会通过《埃克森—弗罗里奥法》修订案，对外国国有企业收购美国重要资产制定更严格的标准并延长审查期；美国还先后否决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并购尤尼科、阿联酋公司并购美国港口案；在阻挠中国联想电脑并购美国IBM公司未果后，美国政府又对联想电脑实施歧视政策，规定其只能用于非保密系统。 　　　而从经济危机远离的2006年到全世界陷于水深火热的2009年，经济民族主义已经从积极面转向了非积极的消极面。从“只买美国货”、“只用美国钢材”到英国人的“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经济民族主义阴影蔓延在全球的天空。法国打出“经济爱国主义”旗帜，大力保护和扶植本国重点企业，强令国内燃气公司与苏伊士公司合并，以阻挠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的收购；法国还阻止美国百事可乐公司对达能食品公司的并购；卢森堡曾一度试图联手法国、西班牙抵制印度背景的米塔尔钢铁公司对其国家钢铁公司的并购…… 　　　2009年，在美国，受到抗议的“只雇美国人”、“先裁外国人”提案被几位参众议员推出。美国制造业联盟的执行主任斯考特?保罗表示，国会的“只买美国货”条款的民众支持率达到了84％；而在法国与德国，均有超过70％的人赞成政府在危机中采取某些“特殊的措施”。 　　　《经济学人》2月刊出版时不无担忧地发表社论表示：贸易保护主义正在美国卷土重来，国会山成了一个大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顽固堡垒。在英国，一炼油公司的工人在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等8个地点自发罢工，抗议公司与意大利企业签订2.8亿美元的建筑合同，后者计划雇用外籍工人。一名英国工人游行时张开标语，上面写着“英国工作给英国工人”。“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运动已从小城卢卡蔓延到了米兰等大城市。 不同音域的对话 　　　在中国发生的历次民族主义大争论中，与其说它们是“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生的“肢体、语言的对话”，或者说是一场有关民族观念保守与开放间的对话，不如说它们是缘自不同信仰体系的人群之间的对话：民族主义的称谓，即来源于西方有关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对国人来说，对几千年来源于传统政治秩序而一直有天朝观念的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会纳闷：为何当初林则徐禁鸦片就成为了英雄，抗战中抵制日货也写进了史书，如今区区抵制一下圣火捣乱分子的法国人的超市，就成为了“愚昧顽固分子”？而在反经济民族主义的中国先锋人士看来，“迫切地要求西方正视自己的心理需求”是国人经济民族主义高涨的关键，而“抛弃偏见”，才不至于受到外人的歧视，才能赢得新外战的胜利。这种憋屈的故作姿态，倒有几分耶稣的风格，西方打国人左脸的同时，我们该把右脸伸过去，否则就成为了一种“非Universal”的“偏见”。中国人的处世哲学纷繁多彩，但是对耶稣式的忍让哲学却真的修行不深，故不免实践起来多有麻烦。 　　　让人困惑的是，对经济民族主义一语，并无一个简单的盖棺论定。经济民族主义的出发点，是捍卫国家的正当利益，只是经济民族主义者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捍卫的只是眼前的短期利益，而罔顾了民族的长期利益。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离开整个世界而独自发展，所以必须抛弃逆全球化历史趋势的经济民族主义。另外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向一个大国迈进。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仅仅靠经济强劲是远远不够的，如奥巴马演说辞里所道明的“对那些怀疑美国的自由之火是否依旧兴旺的人们——今晚我们再次证明了，我们的真正实力不是来自我们的强大力量、也不是来自我们的巨额财富，而是来自我们坚忍不拔的信念：民主、自由、机遇和永不放弃的理想”，“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勇于负责的新时代，每一个美国人都体认到我们对自己、对国家、对世界负有责任，我们不是不情愿地接受这些责任，而是欣然接受，坚信没有什么比全力以赴完成艰难的工作，更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更能找到自我。”有如此自信的大国，才是一个价值观的输出国，必须站在全球的道德制高点。这就必然要求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国，是一个宽容的大国，而民族主义是不宽容的，是自我封闭的，是对国际社会不付责任的，这最终伤害的还是中国的国家利益。 民族主义真相 　　　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之一罗伯特·吉尔平在其代表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提到，经济民族主义是关于民族国家与经济财富之间关系的信条学说 ,是关于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也是寻求国家保护，用以影响国家决策的某些生产者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按照这个定义，那哪些是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呢？一般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强调国家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活动要为而且应该为国家、民族建设的大目标利益服务，主张富民强国，并为经济资源而进行斗争。吉尔平是在研究当代欧日美各国的新重商主义时得出这个观点的，它显然表达了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解。 　　　经济民族主义期望提高本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这样一个价值观念实在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只有在经济民族主义价值观的驱动下，各个国家之间才能出现争先恐后的竞争，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强调经济民族主义尤其重要，只有这一点，才是激励一个民族奋发向上、赶超发达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动力。 　　　一般来说，经济民族主义，是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而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在这种情绪的作用下，世界经济领域内的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共同参与等符合民族利益的，也是其常态，从而构成了一个动荡的综合体。 　　　人们出于天然的情感，不可能不追求繁荣与进步，不管是个人还是其所从属的群体的进步。但依据“追求”时所表现的不同，经济民族主义又可以分为积极的与非积极的。积极的民族主义，不管是政治层面，或经济层面，都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追求民族繁荣昌盛的动力，如历次韩国民众在抗议日本时的义愤，让人感受到民族主义的强烈冲击。但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在其客观上，并不以他国经济的萧条停滞为代价。消极经济民族主义，则表现为一种以邻为壑，强烈的单边主义心态与不顾他国利益的狭隘行为，这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尤为明显。 　　　往往，经济民族主义跟经济危机是一对同时诞生，却注定不能同时死亡的孪生兄弟。经济民族主义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而克服经济危机的病痛，经济民族主义却只是一支海洛因——虽然初试时候会减轻痛苦，人会很兴奋——但一旦上瘾之后终会落个财尽人亡。要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淖，首先得克服消极的经济民族主义。 　　　国际贸易的动因，在于其能最大地优化世界各国生产资源的配置，从而对全球而言，“各司其职地生产商品”，都是一种符合经济效率的行为。经济民族主义，打击目标直指全球分工协助生产的体系。当前，国际贸易的物流供应链错综复杂，而一旦因为经济民族主义所导致的保护主义手段，促使某些物流要素中断，整个世界经济都将因此而遭受多米洛骨牌效应。 　　　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触发金融危机，美国国会将其归罪于国际贸易，1930年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40％升至48％，3200种外国商品（占总数的60％）的关税上涨。此举立即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1932年，美国从欧洲进口总值仅3.9亿美元，而1929年为13.34亿美元；同期美国向欧洲出口总值为7.84亿美元，而1929年高达23.41亿美元。从1929年至1934年，全球贸易总量缩水达60％以上。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世界经济之所以会“停滞十年”并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在危机之初挑起的贸易战有直接关系。 　　　而经济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狭隘种族主义，危害同样不浅。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说中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有一个人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进行庄严的总统宣誓，而他的父亲，在60年前可能还不被允许进入当地的一家餐馆”，同样，那一个非法移民的后代，可能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驯服民族主义 　　　有人说世界贸易史，其实就是一部主张贸易自由的自由主义与主张贸易受限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斗争史，而世界贸易的实况，就一直徘徊在两极端之间。现实情况则是，经济民族主义不那么十恶不赦，而贸易自由主义则也非那么光明磊落：各国对其优势产业，多半主张自由贸易；对其弱势产业，则或公或私地打打贸易保护的小算盘——否则就是慷自家之慨了，近日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书中，保罗?克鲁格曼依然对20世纪30年代美联储为维护金本位而以牺牲其国内经济为代价一事耿耿于怀。 　　　此次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依然缘于世界性经济危机。只是，人类越来越学会了用制度性的东西来规范人性以及有众多人性所叠加在一起所形成的所谓“主义”。如伦敦《金融时报》专栏文章所言，“贸易保护主义不太可能卷土重来，这主要归因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欧盟(EU)制定的规则限制了关税提高的空间”。关键时刻，以邻为壑的做法，不只是受到列国舆论的谴责，更现实的，多半会以对簿公堂而告终。 　　　那么，只有此次拯救世界的领导者美国能挺身而出，以身作则，率先抛弃经济民族主义，才是世界经济的出路所在。此情此景下，有责任有能力出来拯救全球的，还是美国——只是不再是好莱坞大片里的外星人入侵与洪水漫延，而是人类贪欲的心魔任其肆虐后，酿成的世界之灾。（本文作者为上海媒体人士）]]></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　　　民族主义在中国兜了一圈之后，发现自己无论在理念还是行动上，都产生了哗众的矛盾效果。一方面是众多国人无意识地将其作为自身实践的理念准则，另一方面则是众多清醒的人士，高扬批判大旗，与之势不两立。<br />
　　　不管是政治民族主义中的“长平事件”，还是经济民族主义中的“日货风波”、“抵制家乐福”事件，最终都演变成一场全民内的两军大混战。每一次，都是中国人自己成为演员与影评家——不过这次，全世界的人似乎都有意加入这场大闹剧了。</p>
<p>在经济民族主义楚歌声中前进</p>
<p>　　　2006年，中国人继1999年后，又一次掀起民族主义汹涌的浪潮，区别在于，1999年是政治事件引起的，美国人的导弹打到了自家同胞的头上。时隔七年之后的这次则是由企业事件所引起的。即便最终联想并购IBM PC事业部成功，美国对外国投资并购的限制当时并未放缓，其国会通过《埃克森—弗罗里奥法》修订案，对外国国有企业收购美国重要资产制定更严格的标准并延长审查期；美国还先后否决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并购尤尼科、阿联酋公司并购美国港口案；在阻挠中国联想电脑并购美国IBM公司未果后，美国政府又对联想电脑实施歧视政策，规定其只能用于非保密系统。<br />
　　　而从经济危机远离的2006年到全世界陷于水深火热的2009年，经济民族主义已经从积极面转向了非积极的消极面。从“只买美国货”、“只用美国钢材”到英国人的“British jobs for British workers”、“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经济民族主义阴影蔓延在全球的天空。法国打出“经济爱国主义”旗帜，大力保护和扶植本国重点企业，强令国内燃气公司与苏伊士公司合并，以阻挠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的收购；法国还阻止美国百事可乐公司对达能食品公司的并购；卢森堡曾一度试图联手法国、西班牙抵制印度背景的米塔尔钢铁公司对其国家钢铁公司的并购……<br />
　　　2009年，在美国，受到抗议的“只雇美国人”、“先裁外国人”提案被几位参众议员推出。美国制造业联盟的执行主任斯考特?保罗表示，国会的“只买美国货”条款的民众支持率达到了84％；而在法国与德国，均有超过70％的人赞成政府在危机中采取某些“特殊的措施”。<br />
　　　《经济学人》2月刊出版时不无担忧地发表社论表示：贸易保护主义正在美国卷土重来，国会山成了一个大肆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顽固堡垒。在英国，一炼油公司的工人在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等8个地点自发罢工，抗议公司与意大利企业签订2.8亿美元的建筑合同，后者计划雇用外籍工人。一名英国工人游行时张开标语，上面写着“英国工作给英国工人”。“意大利人吃意大利食品”运动已从小城卢卡蔓延到了米兰等大城市。</p>
<p>不同音域的对话<br />
　　　在中国发生的历次民族主义大争论中，与其说它们是“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生的“肢体、语言的对话”，或者说是一场有关民族观念保守与开放间的对话，不如说它们是缘自不同信仰体系的人群之间的对话：民族主义的称谓，即来源于西方有关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对国人来说，对几千年来源于传统政治秩序而一直有天朝观念的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们会纳闷：为何当初林则徐禁鸦片就成为了英雄，抗战中抵制日货也写进了史书，如今区区抵制一下圣火捣乱分子的法国人的超市，就成为了“愚昧顽固分子”？而在反经济民族主义的中国先锋人士看来，“迫切地要求西方正视自己的心理需求”是国人经济民族主义高涨的关键，而“抛弃偏见”，才不至于受到外人的歧视，才能赢得新外战的胜利。这种憋屈的故作姿态，倒有几分耶稣的风格，西方打国人左脸的同时，我们该把右脸伸过去，否则就成为了一种“非Universal”的“偏见”。中国人的处世哲学纷繁多彩，但是对耶稣式的忍让哲学却真的修行不深，故不免实践起来多有麻烦。<br />
　　　让人困惑的是，对经济民族主义一语，并无一个简单的盖棺论定。经济民族主义的出发点，是捍卫国家的正当利益，只是经济民族主义者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们捍卫的只是眼前的短期利益，而罔顾了民族的长期利益。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离开整个世界而独自发展，所以必须抛弃逆全球化历史趋势的经济民族主义。另外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向一个大国迈进。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仅仅靠经济强劲是远远不够的，如奥巴马演说辞里所道明的“对那些怀疑美国的自由之火是否依旧兴旺的人们——今晚我们再次证明了，我们的真正实力不是来自我们的强大力量、也不是来自我们的巨额财富，而是来自我们坚忍不拔的信念：民主、自由、机遇和永不放弃的理想”，“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勇于负责的新时代，每一个美国人都体认到我们对自己、对国家、对世界负有责任，我们不是不情愿地接受这些责任，而是欣然接受，坚信没有什么比全力以赴完成艰难的工作，更能得到精神上的满足，更能找到自我。”有如此自信的大国，才是一个价值观的输出国，必须站在全球的道德制高点。这就必然要求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国，是一个宽容的大国，而民族主义是不宽容的，是自我封闭的，是对国际社会不付责任的，这最终伤害的还是中国的国家利益。</p>
<p>民族主义真相</p>
<p>　　　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之一罗伯特·吉尔平在其代表作《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提到，经济民族主义是关于民族国家与经济财富之间关系的信条学说 ,是关于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也是寻求国家保护，用以影响国家决策的某些生产者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按照这个定义，那哪些是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呢？一般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强调国家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活动要为而且应该为国家、民族建设的大目标利益服务，主张富民强国，并为经济资源而进行斗争。吉尔平是在研究当代欧日美各国的新重商主义时得出这个观点的，它显然表达了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解。<br />
　　　经济民族主义期望提高本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这样一个价值观念实在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只有在经济民族主义价值观的驱动下，各个国家之间才能出现争先恐后的竞争，推动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强调经济民族主义尤其重要，只有这一点，才是激励一个民族奋发向上、赶超发达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动力。<br />
　　　一般来说，经济民族主义，是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而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在这种情绪的作用下，世界经济领域内的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共同参与等符合民族利益的，也是其常态，从而构成了一个动荡的综合体。<br />
　　　人们出于天然的情感，不可能不追求繁荣与进步，不管是个人还是其所从属的群体的进步。但依据“追求”时所表现的不同，经济民族主义又可以分为积极的与非积极的。积极的民族主义，不管是政治层面，或经济层面，都表现为一种强烈的追求民族繁荣昌盛的动力，如历次韩国民众在抗议日本时的义愤，让人感受到民族主义的强烈冲击。但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在其客观上，并不以他国经济的萧条停滞为代价。消极经济民族主义，则表现为一种以邻为壑，强烈的单边主义心态与不顾他国利益的狭隘行为，这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尤为明显。<br />
　　　往往，经济民族主义跟经济危机是一对同时诞生，却注定不能同时死亡的孪生兄弟。经济民族主义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而克服经济危机的病痛，经济民族主义却只是一支海洛因——虽然初试时候会减轻痛苦，人会很兴奋——但一旦上瘾之后终会落个财尽人亡。要走出经济危机的泥淖，首先得克服消极的经济民族主义。<br />
　　　国际贸易的动因，在于其能最大地优化世界各国生产资源的配置，从而对全球而言，“各司其职地生产商品”，都是一种符合经济效率的行为。经济民族主义，打击目标直指全球分工协助生产的体系。当前，国际贸易的物流供应链错综复杂，而一旦因为经济民族主义所导致的保护主义手段，促使某些物流要素中断，整个世界经济都将因此而遭受多米洛骨牌效应。<br />
　　　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触发金融危机，美国国会将其归罪于国际贸易，1930年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进口商品的平均税率从40％升至48％，3200种外国商品（占总数的60％）的关税上涨。此举立即引发了全球贸易大战——1932年，美国从欧洲进口总值仅3.9亿美元，而1929年为13.34亿美元；同期美国向欧洲出口总值为7.84亿美元，而1929年高达23.41亿美元。从1929年至1934年，全球贸易总量缩水达60％以上。很多经济史学家认为，世界经济之所以会“停滞十年”并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在危机之初挑起的贸易战有直接关系。<br />
　　　而经济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狭隘种族主义，危害同样不浅。奥巴马总统就职演说中的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有一个人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进行庄严的总统宣誓，而他的父亲，在60年前可能还不被允许进入当地的一家餐馆”，同样，那一个非法移民的后代，可能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p>
<p>驯服民族主义</p>
<p>　　　有人说世界贸易史，其实就是一部主张贸易自由的自由主义与主张贸易受限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斗争史，而世界贸易的实况，就一直徘徊在两极端之间。现实情况则是，经济民族主义不那么十恶不赦，而贸易自由主义则也非那么光明磊落：各国对其优势产业，多半主张自由贸易；对其弱势产业，则或公或私地打打贸易保护的小算盘——否则就是慷自家之慨了，近日出版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书中，保罗?克鲁格曼依然对20世纪30年代美联储为维护金本位而以牺牲其国内经济为代价一事耿耿于怀。<br />
　　　此次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依然缘于世界性经济危机。只是，人类越来越学会了用制度性的东西来规范人性以及有众多人性所叠加在一起所形成的所谓“主义”。如伦敦《金融时报》专栏文章所言，“贸易保护主义不太可能卷土重来，这主要归因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欧盟(EU)制定的规则限制了关税提高的空间”。关键时刻，以邻为壑的做法，不只是受到列国舆论的谴责，更现实的，多半会以对簿公堂而告终。<br />
　　　那么，只有此次拯救世界的领导者美国能挺身而出，以身作则，率先抛弃经济民族主义，才是世界经济的出路所在。此情此景下，有责任有能力出来拯救全球的，还是美国——只是不再是好莱坞大片里的外星人入侵与洪水漫延，而是人类贪欲的心魔任其肆虐后，酿成的世界之灾。（本文作者为上海媒体人士）</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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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吾勉之: 写在消费时代存疑之时</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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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08 May 2009 13:03:11 +0000</pubDate>
		<dc:creator>wumianzhi</dc:creator>
				<category><![CDATA[小说随笔]]></category>
		<category><![CDATA[吾勉之]]></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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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文/吾勉之 　　2008年，世界停止了——而对于过度消费时代而言，这是一个彻底的终结。后知后觉的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异乎寻常的激进手段，以拯救深陷危机之中的经济体系。美国著名的经济评论家罗伯特•库特纳出了一本《大国的陷落》，从政治、经济、金融、民主等多角度剖析美国弊病，认为是美国一小撮政治精英分子绑架了美国。库特纳虽有种“见霜履冰”的前瞻观，却找错了病因。倒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史家尼尔•弗格森在《货币的崛起》的分析比较对头。弗格森创造了一个词语“Chimerica（中美国）”，跟国人常谓的“Chinglish”，造词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弗格森认为，中美国是一个处于全球系统核心的、运作良好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中国出口，美国进口，中国储蓄，美国消费，中国借出资金，美国借入资金。在这种你情我愿的合作中，中美携手走过了几十年。 　　但是目前，这对夫妻合作延续难再，走到了劳燕分飞之时。为何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得变变了？试看一组数据：2007年，美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达到了令人瞋目结舌的72%，为美国历史最高记录，同时也是现代历史上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最高记录。这一峰值，比泡沫前的25年，即1975－2000年间的平均比率67%，高出了整整5个百分点。重要的是，这一消费狂潮并没得到该经济体的内部收入创造能力的支撑。2008年下半年，劳动者从当前生产中获得的收入，降至8,000多亿美元的水平，低于上一轮周期的所占比率。 　　所谓物极必反，经济运作的铁律在美国失衡之时及时现身。这次人们发现，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将所有的碎片拼回原来的模样。接下来的那个时代，与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相比将会有巨大的差别。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本次危机迥异于以往任何一次。它与此前的一些波折——如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的网络泡沫破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几次危机中，大部分压力仅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或某一类特定的资产，而世界其他地区，因与之隔绝或因自身具有恢复力，而得以幸免。这一次则是无处可躲。这个失衡的世界正处于痛苦却又必需的再平衡过程之中。 “布雷顿森林体系”：2.0的瓦解与3.0的到来 　　决策者、金融市场、商业界以及老百姓在泡沫嘶嘶作响时矢口否认其存在，因而他们都得出了同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个日益复杂、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已经学会容忍这种失衡了。有人称目前的这个时代为第二次布雷顿森林时代（也即），并认为这个时代由中国（存款人和生产者）与美国（借款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共存关系而得到了巩固。在这种安排下，多数观察家开始相信，前所未有的储蓄和经常账户的失衡可以无限期地调整，而创记录的负债和货币失调同样也会如此。这是我们这个否认事实的世界所犯的致命错误。 　　2008年的经济内爆是世界的失衡与一系列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互相作用的结果。2008年的经济内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失衡的一个独特产物，而失衡则通过一系列不断膨胀的泡沫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美国是这一现象的发源地。自1990年代末的网络泡沫起，这个国家就走上了一条各种泡沫接连不断的道路——从股票泡沫到房地产泡沫再到信贷泡沫。这些泡沫自身的性质和程度都十分严重。当它们开始传染到实体经济时，则更加变本加厉。这正是过度消费时代最危险、最不稳定的一面。金融市场，只是现实经济的一面镜子，它所反映出的，都是现实中真实的问题。 　　过度消费原本为“美国制造”，但世界其他地区也乐得搭上一程“顺风车”。由于缺少国内储蓄，美国不得不从国外输入盈余储蓄来维持增长——为了吸引资本，还不得不维持巨大的经常账户和贸易赤字。这正好与亚洲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的宏观失衡相匹配，2007年，这些国家的出口超过地区GDP的45%，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比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高出整整10个百分点。中国一马当先，仅在过去7年间，其出口占GDP的比例就从20%增加至40%。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完全可以看作一个“二次泡沫”——实际上，它就是美国消费泡沫的一个衍生物。这是一个美国主因中国诱因的事实，而之前，美国高官们都在指责中国的商品出口政策害惨了美国。 　　实际上，中国也没有得以幸免于难。中国的广东、浙江等几个沿海大省，经济增速都因为出口影响而大受挫折。中国以及西欧、日本等世界大经济体，都没有脱离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 　　由此，本次全球经济衰退的底线已经确定无疑。当世界最大的消费国——美国经济超常繁荣时，各主要出口国也会同样繁荣。但是，当美国的繁荣开始衰落时，全球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就会陷入严重的问题。这正是日本、亚洲、德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目前经历的痛苦调整的本质。所有这些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要么骤然减速，要么完全陷入衰退。 　　此时，只有中国引领着一条再循环的道路：将其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美元资产。中国的低劳动力价格，中国的低工资商品，都减缓了美国的通胀预期，同时也使中国的货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防止了美国利率的上升——从而使依赖泡沫的美国消费者“奇迹”般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实际上，这个世界的各种泡沫是互生互长的。 经济再平衡的路径选择 　　游戏结束了。美国消费者很可能正处在一场为期数年的紧缩时代的初期，泡沫破裂后的世界将顶着凛冽的逆风前行。世界缺少了消费的强大发动机。这是一幅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后缓慢恢复的画面。 　　当前，世界各国正在竭力抵制再平衡，这种对危机的反应是令人担忧的。美国的主要措施，是通过减税和其他刺激收入的方法维持过度消费。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对止赎抵押品施以援手；实际上，这使许多完全无相应承担能力的人拥有价值至今仍被高估的住房，从而使住房自有率继续保持在与经济发展不相符的水平上。与此同时，中国的政策重点，仍是通过4万亿的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投资，并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和提高出口退税支持出口。相对而言，在刺激消费方面却做得很少，或者说对策有些南辕北辙。不过，2008年的四川地震，虽然带来了惨重灾难。但是灾后重建对刺激中国的内部消费来说，则是一场天降的机会。机关如此，这些短期战术措施，都是为了遏制危机而采取的，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措施的战略影响。 　　因为全世界都似乎相信，解决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办法，是回到从一开始就使我们陷入这团乱麻的不平衡经济增长模式。但是，世界正是走到了之前模式的尽头。美国不需要使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永久闹下去，它需要储蓄，并重金重新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替代能源技术以及人力资本。中国不需要投资和出口主导的超高速增长，它需要将转变目前的经济组合，引导个人消费。但是，这两个国家看来似乎都不愿意、或都无法做出这个更具战略意义的艰难抉择。 　　实现结构性转型，让失衡世界完成再平衡，这种战略性选择需要政治家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对于奥巴马来说，他面临着是“短期Change”与“长期Transform”的艰难择决，在水深火热的现实面前，似乎谁都没有那么多容忍“长期Transform”的耐心。民选政府以及现代舆论有一个被人长期忽视的弱点，就是它们都容易迫使政治家们愿意取悦当下。因此，世界各国似乎都在致力于寻找立竿见影的方法，导致短期的战术措施必须优先于长期战略。当然，这并不是说政策不必考虑当前失业者们的痛苦境遇。失业工人需要收入支持、失灵的金融系统也需要权宜的修复，中国的沿海出口经济也需要恢复。不过，各国政府除了支持陷入困境的经济体系外，他们必须要做的比这多得多。遏制危机的战术措施，不应当是对这场痛苦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政策反应的唯一重点，这个世界还需要有一个长远的战略。]]></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文/吾勉之</p>
<p>　　2008年，世界停止了——而对于过度消费时代而言，这是一个彻底的终结。后知后觉的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异乎寻常的激进手段，以拯救深陷危机之中的经济体系。美国著名的经济评论家罗伯特•库特纳出了一本《大国的陷落》，从政治、经济、金融、民主等多角度剖析美国弊病，认为是美国一小撮政治精英分子绑架了美国。库特纳虽有种“见霜履冰”的前瞻观，却找错了病因。倒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史家尼尔•弗格森在《货币的崛起》的分析比较对头。弗格森创造了一个词语“Chimerica（中美国）”，跟国人常谓的“Chinglish”，造词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弗格森认为，中美国是一个处于全球系统核心的、运作良好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中国出口，美国进口，中国储蓄，美国消费，中国借出资金，美国借入资金。在这种你情我愿的合作中，中美携手走过了几十年。<br />
　　但是目前，这对夫妻合作延续难再，走到了劳燕分飞之时。为何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得变变了？试看一组数据：2007年，美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达到了令人瞋目结舌的72%，为美国历史最高记录，同时也是现代历史上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最高记录。这一峰值，比泡沫前的25年，即1975－2000年间的平均比率67%，高出了整整5个百分点。重要的是，这一消费狂潮并没得到该经济体的内部收入创造能力的支撑。2008年下半年，劳动者从当前生产中获得的收入，降至8,000多亿美元的水平，低于上一轮周期的所占比率。<br />
　　所谓物极必反，经济运作的铁律在美国失衡之时及时现身。这次人们发现，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将所有的碎片拼回原来的模样。接下来的那个时代，与刚刚过去的这个时代相比将会有巨大的差别。<br />
　　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本次危机迥异于以往任何一次。它与此前的一些波折——如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的网络泡沫破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几次危机中，大部分压力仅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区或某一类特定的资产，而世界其他地区，因与之隔绝或因自身具有恢复力，而得以幸免。这一次则是无处可躲。这个失衡的世界正处于痛苦却又必需的再平衡过程之中。</p>
<p>“布雷顿森林体系”：2.0的瓦解与3.0的到来<br />
　　决策者、金融市场、商业界以及老百姓在泡沫嘶嘶作响时矢口否认其存在，因而他们都得出了同一个错误的结论：这个日益复杂、日益全球化的世界已经学会容忍这种失衡了。有人称目前的这个时代为第二次布雷顿森林时代（也即），并认为这个时代由中国（存款人和生产者）与美国（借款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共存关系而得到了巩固。在这种安排下，多数观察家开始相信，前所未有的储蓄和经常账户的失衡可以无限期地调整，而创记录的负债和货币失调同样也会如此。这是我们这个否认事实的世界所犯的致命错误。<br />
　　2008年的经济内爆是世界的失衡与一系列不断膨胀的资产泡沫互相作用的结果。2008年的经济内爆，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失衡的一个独特产物，而失衡则通过一系列不断膨胀的泡沫明白无误地显现出来。美国是这一现象的发源地。自1990年代末的网络泡沫起，这个国家就走上了一条各种泡沫接连不断的道路——从股票泡沫到房地产泡沫再到信贷泡沫。这些泡沫自身的性质和程度都十分严重。当它们开始传染到实体经济时，则更加变本加厉。这正是过度消费时代最危险、最不稳定的一面。金融市场，只是现实经济的一面镜子，它所反映出的，都是现实中真实的问题。<br />
　　过度消费原本为“美国制造”，但世界其他地区也乐得搭上一程“顺风车”。由于缺少国内储蓄，美国不得不从国外输入盈余储蓄来维持增长——为了吸引资本，还不得不维持巨大的经常账户和贸易赤字。这正好与亚洲以出口为主导的发展中国家的宏观失衡相匹配，2007年，这些国家的出口超过地区GDP的45%，创下历史最高记录——比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期高出整整10个百分点。中国一马当先，仅在过去7年间，其出口占GDP的比例就从20%增加至40%。亚洲发展中国家以出口为主导的增长，完全可以看作一个“二次泡沫”——实际上，它就是美国消费泡沫的一个衍生物。这是一个美国主因中国诱因的事实，而之前，美国高官们都在指责中国的商品出口政策害惨了美国。<br />
　　实际上，中国也没有得以幸免于难。中国的广东、浙江等几个沿海大省，经济增速都因为出口影响而大受挫折。中国以及西欧、日本等世界大经济体，都没有脱离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br />
　　由此，本次全球经济衰退的底线已经确定无疑。当世界最大的消费国——美国经济超常繁荣时，各主要出口国也会同样繁荣。但是，当美国的繁荣开始衰落时，全球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就会陷入严重的问题。这正是日本、亚洲、德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目前经历的痛苦调整的本质。所有这些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要么骤然减速，要么完全陷入衰退。<br />
　　此时，只有中国引领着一条再循环的道路：将其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美元资产。中国的低劳动力价格，中国的低工资商品，都减缓了美国的通胀预期，同时也使中国的货币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防止了美国利率的上升——从而使依赖泡沫的美国消费者“奇迹”般得以继续维持下去。实际上，这个世界的各种泡沫是互生互长的。</p>
<p>经济再平衡的路径选择<br />
　　游戏结束了。美国消费者很可能正处在一场为期数年的紧缩时代的初期，泡沫破裂后的世界将顶着凛冽的逆风前行。世界缺少了消费的强大发动机。这是一幅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后缓慢恢复的画面。<br />
　　当前，世界各国正在竭力抵制再平衡，这种对危机的反应是令人担忧的。美国的主要措施，是通过减税和其他刺激收入的方法维持过度消费。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对止赎抵押品施以援手；实际上，这使许多完全无相应承担能力的人拥有价值至今仍被高估的住房，从而使住房自有率继续保持在与经济发展不相符的水平上。与此同时，中国的政策重点，仍是通过4万亿的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投资，并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和提高出口退税支持出口。相对而言，在刺激消费方面却做得很少，或者说对策有些南辕北辙。不过，2008年的四川地震，虽然带来了惨重灾难。但是灾后重建对刺激中国的内部消费来说，则是一场天降的机会。机关如此，这些短期战术措施，都是为了遏制危机而采取的，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些措施的战略影响。<br />
　　因为全世界都似乎相信，解决经济衰退和危机的办法，是回到从一开始就使我们陷入这团乱麻的不平衡经济增长模式。但是，世界正是走到了之前模式的尽头。美国不需要使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永久闹下去，它需要储蓄，并重金重新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替代能源技术以及人力资本。中国不需要投资和出口主导的超高速增长，它需要将转变目前的经济组合，引导个人消费。但是，这两个国家看来似乎都不愿意、或都无法做出这个更具战略意义的艰难抉择。<br />
　　实现结构性转型，让失衡世界完成再平衡，这种战略性选择需要政治家们冒着巨大的风险。对于奥巴马来说，他面临着是“短期Change”与“长期Transform”的艰难择决，在水深火热的现实面前，似乎谁都没有那么多容忍“长期Transform”的耐心。民选政府以及现代舆论有一个被人长期忽视的弱点，就是它们都容易迫使政治家们愿意取悦当下。因此，世界各国似乎都在致力于寻找立竿见影的方法，导致短期的战术措施必须优先于长期战略。当然，这并不是说政策不必考虑当前失业者们的痛苦境遇。失业工人需要收入支持、失灵的金融系统也需要权宜的修复，中国的沿海出口经济也需要恢复。不过，各国政府除了支持陷入困境的经济体系外，他们必须要做的比这多得多。遏制危机的战术措施，不应当是对这场痛苦的全球经济衰退的政策反应的唯一重点，这个世界还需要有一个长远的战略。</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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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吾勉之: 为何读书人如此“不高兴”</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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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13 Apr 2009 07:26:31 +0000</pubDate>
		<dc:creator>xiaoshui</dc:creator>
				<category><![CDATA[小说随笔]]></category>
		<category><![CDATA[吾勉之]]></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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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对于大众传媒时代“眼球经济”的运作规则，西方新闻舆论界有这么句真言：“你可以捧我，也可以骂我，就是不能不理我。”传媒的吹捧与棒喝都意味着曝光度与关注度，关注度又意味着大众影响力，最终，影响力转化成消费驱动力。走完这一圈心理效应与经济效应的转变机制链条，被臭骂的人方才算一雪前耻。这也是那么多人乐意当“脱星”，当“丑星”的心理动因。虽然这些事件多半发生在文艺圈，这次曝光度颇高的《中国不高兴》，硬是在中国文化圈内顶着众人的哗然声，摆出扭曲的“S造型”，款款走出来五个文化出版界的“芙蓉姐姐”。     从话题策划、舆论操纵等营销角度看来，《中国不高兴》的背后团队成功了。《中国不高兴》吸引了海内外媒体的“棒喝”，国内时评人一边倒地指责其是过街老鼠。《联合早报》、《时代周刊》、《经济学人》、《泰晤士报》、《金融时报》、《世界日报》、《亚洲周刊》、《日本产经新闻》等上百家海外报刊也登载了相关文章，和13年前海外媒体对《中国可以说不》的评价一样，多的只是对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担忧，诸如“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没有人赞扬？没有关系，君不见现在还流行一句话叫做“不值得评论”，“不高兴”的作者们可以拿来聊以自慰的是自家作品“值得评论”。     民族主义在中国，不得“官心”，也不招人待见。除了在必要的时候如面巾纸一般用来擦手之外，更多时候受到了官方刻意的区隔———2009年年初法国发生的圆明园兽首风波里，中国外交发言人的历次发言，没有一次提及法国政府，小心翼翼地区分了兽首与主权，跟国内民族主义保持着理性的距离。当然，这次因为自家几个毛头小子撒娇惹起外媒非议，政府自然也会把“几个媒体写手的不高兴”与“人民币面对美元霸权的不高兴”区分开来。从拍卖下兽首妄图成为“民族英雄”的厦门商人，没有受到官方舆论的任何肯定，就可以看出政府对“不高兴群体”并不感冒。事已至此，客观说来对民族主义多少有些认识的作者们，他们不会不知道自己所持立场的尴尬。但又如何？芙蓉姐姐骂名已无法洗却，扭着S型无法喝彩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就继续扭下去，变化个姿势，或者衣服透明度更高点而已。这就是“不高兴问题”的来源。     对王小东、黄纪苏等人来说，被册封为民族主义领军人物已有多年。此杆旗别人都不愿扛，自己扛着当然不能白扛，他们不会傻到背着骂名出了力气还啥都没有捞着。除了媒体曝光度之外，还得打打大众眼球的主意。幸运的是，这次他们得逞了。     截至2009年3月31日，该书据称已经印到了27万册。在如今的图书市场行情下，这个销售数量任何业内人士看来都不得不心服口服。书定价29.80元，按照15%的版税率计算，五位“很不高兴”的作者在做出忧国忧民苦难状之时，短短几个月腰包里或已揣进120万。另一笔可算算的账是，如今主流媒体“码字计工”千字仅为200-800元，即使如五位作者一般的熟练文化工，要赚到120万也得学曹雪芹熬出个“十年辛苦不寻常”来。如此看来，做码字工，不穿得少点不多摆出点身段来真不行。当然，“着透明装”的芙蓉姐姐也成功了：她在珠海圆明新园的出场费为10万，在重庆鼻音里哼出“不屑超女”时，出场费也有2万。概因此，千古以来文以载道的“读书人道统”要紧吗？不要紧。混淆视听忽悠大众要紧吗？不要紧，真金白银才是王道，摆脱读书人清贫模样才是正途！能印证笔者这一说法的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群，乃清一色“码字工”！全是编辑、诗人、作家、自由撰稿人，阵容里缺少的，独独是这些作者们自诩的，又无法成为的战略家、军事家，甚至具备基本统计常识的经济学家！作者们有的只是文人吹嘘之功，独独缺少国际战略中纵横捭阖之略。     有网友总结出一首歌，总结了“不高兴”作者们的行径：“中国不happy，作者缺Money。外国都是仇敌，老想占我们便宜。自由派都是傻×，是别人的玩偶。买书交Money，中国就最牛×。听话跟我走，中国就最牛×。来吧，Baby！”     文以载道的传统，从此类书的风行上，已经彻底地没落了，怪不得普天下读书人都因此而很不高兴。自古以来，历代读书人所赋予的书的东西，包括文化传承，精神弘扬，甚至世俗点，为了博取声誉，在今天都被抛弃了。今天的图书与文字，只是可以交易的商品。《中国不高兴》系列，在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作者眼里，那就是只有一种功能———“沽名钓利”。     回过头来，对这种开恶风之先例，公然破坏行业规则者，在大众传媒时代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冷冻处理。黄纪苏宋晓军们不高兴？成，自个儿回家打老婆孩子喝闷酒去得了，就是别去买你叫卖的东西。“不捧你，不骂你”，任你自生自灭。     （来源：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11日 07:18  全景网络－证券时报）]]></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　</p>
<p>    对于大众传媒时代“眼球经济”的运作规则，西方新闻舆论界有这么句真言：“你可以捧我，也可以骂我，就是不能不理我。”传媒的吹捧与棒喝都意味着曝光度与关注度，关注度又意味着大众影响力，最终，影响力转化成消费驱动力。走完这一圈心理效应与经济效应的转变机制链条，被臭骂的人方才算一雪前耻。这也是那么多人乐意当“脱星”，当“丑星”的心理动因。虽然这些事件多半发生在文艺圈，这次曝光度颇高的《中国不高兴》，硬是在中国文化圈内顶着众人的哗然声，摆出扭曲的“S造型”，款款走出来五个文化出版界的“芙蓉姐姐”。</p>
<p>    从话题策划、舆论操纵等营销角度看来，《中国不高兴》的背后团队成功了。《中国不高兴》吸引了海内外媒体的“棒喝”，国内时评人一边倒地指责其是过街老鼠。《联合早报》、《时代周刊》、《经济学人》、《泰晤士报》、《金融时报》、《世界日报》、《亚洲周刊》、《日本产经新闻》等上百家海外报刊也登载了相关文章，和13年前海外媒体对《中国可以说不》的评价一样，多的只是对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担忧，诸如“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没有人赞扬？没有关系，君不见现在还流行一句话叫做“不值得评论”，“不高兴”的作者们可以拿来聊以自慰的是自家作品“值得评论”。</p>
<p>    民族主义在中国，不得“官心”，也不招人待见。除了在必要的时候如面巾纸一般用来擦手之外，更多时候受到了官方刻意的区隔———2009年年初法国发生的圆明园兽首风波里，中国外交发言人的历次发言，没有一次提及法国政府，小心翼翼地区分了兽首与主权，跟国内民族主义保持着理性的距离。当然，这次因为自家几个毛头小子撒娇惹起外媒非议，政府自然也会把“几个媒体写手的不高兴”与“人民币面对美元霸权的不高兴”区分开来。从拍卖下兽首妄图成为“民族英雄”的厦门商人，没有受到官方舆论的任何肯定，就可以看出政府对“不高兴群体”并不感冒。事已至此，客观说来对民族主义多少有些认识的作者们，他们不会不知道自己所持立场的尴尬。但又如何？芙蓉姐姐骂名已无法洗却，扭着S型无法喝彩的时候，怎么办？那么就继续扭下去，变化个姿势，或者衣服透明度更高点而已。这就是“不高兴问题”的来源。</p>
<p>    对王小东、黄纪苏等人来说，被册封为民族主义领军人物已有多年。此杆旗别人都不愿扛，自己扛着当然不能白扛，他们不会傻到背着骂名出了力气还啥都没有捞着。除了媒体曝光度之外，还得打打大众眼球的主意。幸运的是，这次他们得逞了。</p>
<p>    截至2009年3月31日，该书据称已经印到了27万册。在如今的图书市场行情下，这个销售数量任何业内人士看来都不得不心服口服。书定价29.80元，按照15%的版税率计算，五位“很不高兴”的作者在做出忧国忧民苦难状之时，短短几个月腰包里或已揣进120万。另一笔可算算的账是，如今主流媒体“码字计工”千字仅为200-800元，即使如五位作者一般的熟练文化工，要赚到120万也得学曹雪芹熬出个“十年辛苦不寻常”来。如此看来，做码字工，不穿得少点不多摆出点身段来真不行。当然，“着透明装”的芙蓉姐姐也成功了：她在珠海圆明新园的出场费为10万，在重庆鼻音里哼出“不屑超女”时，出场费也有2万。概因此，千古以来文以载道的“读书人道统”要紧吗？不要紧。混淆视听忽悠大众要紧吗？不要紧，真金白银才是王道，摆脱读书人清贫模样才是正途！能印证笔者这一说法的是，《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群，乃清一色“码字工”！全是编辑、诗人、作家、自由撰稿人，阵容里缺少的，独独是这些作者们自诩的，又无法成为的战略家、军事家，甚至具备基本统计常识的经济学家！作者们有的只是文人吹嘘之功，独独缺少国际战略中纵横捭阖之略。</p>
<p>    有网友总结出一首歌，总结了“不高兴”作者们的行径：“中国不happy，作者缺Money。外国都是仇敌，老想占我们便宜。自由派都是傻×，是别人的玩偶。买书交Money，中国就最牛×。听话跟我走，中国就最牛×。来吧，Baby！”</p>
<p>    文以载道的传统，从此类书的风行上，已经彻底地没落了，怪不得普天下读书人都因此而很不高兴。自古以来，历代读书人所赋予的书的东西，包括文化传承，精神弘扬，甚至世俗点，为了博取声誉，在今天都被抛弃了。今天的图书与文字，只是可以交易的商品。《中国不高兴》系列，在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作者眼里，那就是只有一种功能———“沽名钓利”。</p>
<p>    回过头来，对这种开恶风之先例，公然破坏行业规则者，在大众传媒时代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冷冻处理。黄纪苏宋晓军们不高兴？成，自个儿回家打老婆孩子喝闷酒去得了，就是别去买你叫卖的东西。“不捧你，不骂你”，任你自生自灭。</p>
<p> </p>
<p> </p>
<p><span id="art_source">（来源：<a href="http://www.sina.com.cn"><span style="color: #000000;">http://www.sina.com.cn</span></a></span>  <span id="pub_date">2009年04月11日 07:18</span>  <span id="media_name"><a href="http://www.secutimes.com/" target="_blank"><span style="color: #cc0000;">全景网络－证券时报</span></a>）</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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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吾勉之: 追忆复旦，和那些人</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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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07 Apr 2009 01:52:05 +0000</pubDate>
		<dc:creator>xiaoshui</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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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egory><![CDATA[吾勉之]]></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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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小时候，在四合院的家里，一次从角落里翻出了一本小集子，是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集子。后来我知道，在诗人英年早逝后一周年的那天，有个美丽的姑娘在诗人的墓前用手枪自杀了，留下的一纸绝命书上写道：“我的一切都在这座坟墓里”。曾学过俄语的妈妈，追朔了有关“亲切的@老#大$哥”之类往事，于是，我大致触到了叶赛宁式的年轻感伤。“不，我不要冠冕，我只要美丽的加丽雅，我只要我的俄罗斯”。在这些句子之后，上帝的安排是多么用心良苦，因为，自此以后，诗人的光芒不会再消褪。       日子是无法回溯的，随后，我也如叶所写的，“辞别了我出生的屋子，离开了天蓝的俄罗斯”。自己从年幼开始，就离开了家，求学的历程，一一抒写在奔波的途中。家里的花开花谢，也如诗人所写的，“白桦林像三颗星临照水池，温暖着老母亲的愁思”，那是自己在校园内偶尔的幽思。 　　我写下这段话时，用伴随着这代人成长过的新概念作文体描述，就是“站在大学的尾巴上”。有人指责到，瘾君子般的文艺青年、总是一副摇滚模样的许知远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将自己一个人的感动与忧伤，幻化成了他那一辈人的标签。在他文字漫延过后，你眼前世界，满满残留着滥情的淤积。轮到自己的大学，虽然在太多的激荡史过后才姗姗来迟，可是我并不忧伤，更多地我看到了平淡中的坚毅。和我曾同行过的年轻人，我见过他们那么多的笑声，大家都曾在青春无悔里徜徉。 　　少时曾观《书剑恩仇录》，里头一章节是陈家洛等人午夜江船邀游。是日，华灯闪耀，莺飞燕舞，画舫穿梭如织，显达纷至沓来。场面之恢弘、心物之繁盛，让自己至今仍自嘘叹怜，平地让笔底起波澜之不易。而四年回首，大学一场，就是命运安排的这么一场盛会。苏老追悼、百年校庆、$李#敖FD行、上海论坛……校园几度曾张灯结彩，校园几度又白鹤飘零。而笔者，去掉这些宏大叙事之后，所能一一说来的，就是那么一些小事，在心头挥之不去的小的但并非不重要的事。 　　那一次，慕名去拜访客居中山公园附近的一位学人。当时一人自地铁站起就一路相随，观其神情，不似浅薄之士。一打听，乃是政治系的研究生大牛，他的目的地与我竟一样，满心欢喜。在那位学者并不光鲜的小出租屋里，第一次开了自己对书的眼界。原来即使身居闹市，也会有人窗前青灯到黎明。把盏言欢，就着白开水，一小屋子人相谈甚欢。于是在政治思想课的范畴外，还知道有毛%泽￥东主#义、托#派%政—治学等概念，有一个孜孜不倦的小网站叫做“继#圣%学社”，有一群在官方机构之外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在网络上汇聚到一起，真诚执着探索着经世济民，后来，今年，世界上还出了一个人，叫PU•拉%昌*达。 　　刚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在一位有着她文字一样忧郁色彩的、梦一般的女生博客里，见到了这么一段话，“一直相信人生的某中机缘。一直相信有一个又一个既定的驿站，在远方召唤命运的列车。一直相信青春应该做点什么，好让平淡如水的生活里，有一点激动与喝彩，好让如梭的岁月无声流逝以后，总还有点什么值得回忆和纪念。因为年轻，便总会在隐约之间期待着辉煌”。这是我见过的最精致的文字之一，柔静而透着刚强。感谢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我很快找到了这段文字的主人，当年舌战狮城时让全国惊艳的中文系研究生、FD代表队里的唯一女辩手。时至今日，我们只知道，wang*沪*宁教授荣晋中#央%书#记%处•书#记，金#重#远老师在学界也声重名远；而当年FD出征新加坡，王教授是领队，金老师则是辩论队教练，只是当时的我，还只有七岁…… 　　 　　青春应该做点什么。     我无法忘记四年来在自己身边的那一群朋友，一群全国最著名的人文学科院系中的朋友。跟他们一起旅游、聚餐、上课，虽然自己偶尔是个边缘者，但我发现已经够了。突然发现，他们，似乎在不经意间就成为了全国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或者获得同龄人中的电影奖，或者拿到国外名校的奖学金。对于摄影、电影、文艺理论、视觉、记录片理论等，愧于自己的浅薄无知，无力多谈，但从他们那里，我窥见到了FD在培养精神贵族方面矫情般的精致。即使是一个“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的标签，能跟这群人一起分享，也是多么美好。 　　有一部青春励志片，叫《死亡诗社》，不过老实说，我看完之后，并没有热泪盈眶。因为，它不是别人缔造的神话，不是别人的故事口口相传后剩下的传奇。真真切切地，它是属于自己，还有身边的那群FD诗社朋友们的故事。我曾经想过，如果自己有一天要离开那群人了，不逢知己，更与何人说？格林斯潘会离开，朱￥总也会离开。在滥竽充数社长三个学期之后，最自然的，还是选择离开。有一个人的故事被流传成传奇后，他的例子，成为了在年轻的时光里全力冲击生命巅峰的滥觞。只是，诗社里的朋友们并不边缘与颓废，更不落寞与晦暗。他们从这所学校的最高领导人手里接过证书，他们会被政府机要机关请去创作，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登上中国大学生诗歌荣誉的最高领奖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大型传媒机构的访谈与拍摄，他们还会在沪上最大的图书城签售…… 　　除了属于年轻人的诗歌之外，青春应该还再做点什么。 　　雅思与GRE相伴的青春，也并不苍白无色，因为那更有可能意味着有人羡慕的工作和外币计数的收入；创业实践的生意派也会颇有心得，即使只是电脑配件与化妆品，那也会成为贫瘠的学生时代的暖阳；即使曾日夜游戏相伴，又有什么不可取呢？谁让它们跟咱们引以为豪的一位校友名字那么紧密相连。只是，除此之外，青春还该再做点什么？ 　　依然是我感情的洪水泛滥。至今仍记得，Hutuu课堂里每次课后的全体鼓掌，这是我毕生来罕见的奇观。如今，Hutuu进修在美国，学校似乎刻意安排他去“接受资本主义的再教育”了。我只记得，在两个学期之内，他的FTP成为了全校最火的服务器之一，他的课堂论坛，在两个学期之内，发帖达到了三四千条。如今，那群网虫们已经散去，但是，我知道他们依然还在，或许散布在校园的各幢筒子楼里，或许分散在全国各地，播散着某些心灵的种子。他们的心里，一定不会忘却有那么一处虚拟的角落。当我最近登录论坛时，发现自己的《纪念存留在这里的岁月》，已经无人阅读，也无人回复了。 　　至今日，一直让自己恋恋不舍的是《FD人周报》，一个人主持一张校报的评论版；以及而后在另一份同样优秀的校报——《风景线》上，不知不觉断断续续地写满了二年。如今，文字依然稚嫩如故，不忍再睹。但那群校园报人，那群一碰头就会笑声不断的人，依然让我神往。岔道已近，即使如此，我在内心也一定会知道，有梦，就会有相聚之缘。“情缘不断，前程偕行”。 　　尔后，如果一定要如例行公事一般，每次毕业的时候，都要泪湿衣襟，都要哭诉一番才各自奔向各自早早谋划好的下一个驿站时，我宁愿用别人的歌声，来为我们的“作鸟兽散”壮行。于是，又是一段声音在耳边回响，“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亲爱的，你永在我心间。命中注定的互相离别，许诺我们在前方相见”。]]></description>
			<content:encoded><![CDATA[<p><span style="color: #000000;">　　<br />
　　小时候，在四合院的家里，一次从角落里翻出了一本小集子，是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集子。后来我知道，在诗人英年早逝后一周年的那天，有个美丽的姑娘在诗人的墓前用手枪自杀了，留下的一纸绝命书上写道：“我的一切都在这座坟墓里”。曾学过俄语的妈妈，追朔了有关“亲切的@老#大$哥”之类往事，于是，我大致触到了叶赛宁式的年轻感伤。“不，我不要冠冕，我只要美丽的加丽雅，我只要我的俄罗斯”。在这些句子之后，上帝的安排是多么用心良苦，因为，自此以后，诗人的光芒不会再消褪。</span></p>
<p><span style="color: #000000;">      日子是无法回溯的，随后，我也如叶所写的，“辞别了我出生的屋子，离开了天蓝的俄罗斯”。自己从年幼开始，就离开了家，求学的历程，一一抒写在奔波的途中。家里的花开花谢，也如诗人所写的，“白桦林像三颗星临照水池，温暖着老母亲的愁思”，那是自己在校园内偶尔的幽思。</span></p>
<p><span style="color: #000000;">　　我写下这段话时，用伴随着这代人成长过的新概念作文体描述，就是“站在大学的尾巴上”。有人指责到，瘾君子般的文艺青年、总是一副摇滚模样的许知远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将自己一个人的感动与忧伤，幻化成了他那一辈人的标签。在他文字漫延过后，你眼前世界，满满残留着滥情的淤积。轮到自己的大学，虽然在太多的激荡史过后才姗姗来迟，可是我并不忧伤，更多地我看到了平淡中的坚毅。和我曾同行过的年轻人，我见过他们那么多的笑声，大家都曾在青春无悔里徜徉。</span></p>
<p><span style="color: #000000;">　　少时曾观《书剑恩仇录》，里头一章节是陈家洛等人午夜江船邀游。是日，华灯闪耀，莺飞燕舞，画舫穿梭如织，显达纷至沓来。场面之恢弘、心物之繁盛，让自己至今仍自嘘叹怜，平地让笔底起波澜之不易。而四年回首，大学一场，就是命运安排的这么一场盛会。苏老追悼、百年校庆、$李#敖FD行、上海论坛……校园几度曾张灯结彩，校园几度又白鹤飘零。而笔者，去掉这些宏大叙事之后，所能一一说来的，就是那么一些小事，在心头挥之不去的小的但并非不重要的事。</span></p>
<p><span style="color: #000000;">　　那一次，慕名去拜访客居中山公园附近的一位学人。当时一人自地铁站起就一路相随，观其神情，不似浅薄之士。一打听，乃是政治系的研究生大牛，他的目的地与我竟一样，满心欢喜。在那位学者并不光鲜的小出租屋里，第一次开了自己对书的眼界。原来即使身居闹市，也会有人窗前青灯到黎明。把盏言欢，就着白开水，一小屋子人相谈甚欢。于是在政治思想课的范畴外，还知道有毛%泽￥东主#义、托#派%政—治学等概念，有一个孜孜不倦的小网站叫做“继#圣%学社”，有一群在官方机构之外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在网络上汇聚到一起，真诚执着探索着经世济民，后来，今年，世界上还出了一个人，叫PU•拉%昌*达。</span></p>
<p><span style="color: #000000;">　　刚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在一位有着她文字一样忧郁色彩的、梦一般的女生博客里，见到了这么一段话，“一直相信人生的某中机缘。一直相信有一个又一个既定的驿站，在远方召唤命运的列车。一直相信青春应该做点什么，好让平淡如水的生活里，有一点激动与喝彩，好让如梭的岁月无声流逝以后，总还有点什么值得回忆和纪念。因为年轻，便总会在隐约之间期待着辉煌”。这是我见过的最精致的文字之一，柔静而透着刚强。感谢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我很快找到了这段文字的主人，当年舌战狮城时让全国惊艳的中文系研究生、FD代表队里的唯一女辩手。时至今日，我们只知道，wang*沪*宁教授荣晋中#央%书#记%处•书#记，金#重#远老师在学界也声重名远；而当年FD出征新加坡，王教授是领队，金老师则是辩论队教练，只是当时的我，还只有七岁……<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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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应该做点什么。</span></p>
<p><span style="color: #000000;">    我无法忘记四年来在自己身边的那一群朋友，一群全国最著名的人文学科院系中的朋友。跟他们一起旅游、聚餐、上课，虽然自己偶尔是个边缘者，但我发现已经够了。突然发现，他们，似乎在不经意间就成为了全国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或者获得同龄人中的电影奖，或者拿到国外名校的奖学金。对于摄影、电影、文艺理论、视觉、记录片理论等，愧于自己的浅薄无知，无力多谈，但从他们那里，我窥见到了FD在培养精神贵族方面矫情般的精致。即使是一个“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的标签，能跟这群人一起分享，也是多么美好。</span></p>
<p><span style="color: #000000;">　　有一部青春励志片，叫《死亡诗社》，不过老实说，我看完之后，并没有热泪盈眶。因为，它不是别人缔造的神话，不是别人的故事口口相传后剩下的传奇。真真切切地，它是属于自己，还有身边的那群FD诗社朋友们的故事。我曾经想过，如果自己有一天要离开那群人了，不逢知己，更与何人说？格林斯潘会离开，朱￥总也会离开。在滥竽充数社长三个学期之后，最自然的，还是选择离开。有一个人的故事被流传成传奇后，他的例子，成为了在年轻的时光里全力冲击生命巅峰的滥觞。只是，诗社里的朋友们并不边缘与颓废，更不落寞与晦暗。他们从这所学校的最高领导人手里接过证书，他们会被政府机要机关请去创作，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登上中国大学生诗歌荣誉的最高领奖台，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大型传媒机构的访谈与拍摄，他们还会在沪上最大的图书城签售……</span></p>
<p><span style="color: #000000;">　　除了属于年轻人的诗歌之外，青春应该还再做点什么。</span></p>
<p><span style="color: #000000;">　　雅思与GRE相伴的青春，也并不苍白无色，因为那更有可能意味着有人羡慕的工作和外币计数的收入；创业实践的生意派也会颇有心得，即使只是电脑配件与化妆品，那也会成为贫瘠的学生时代的暖阳；即使曾日夜游戏相伴，又有什么不可取呢？谁让它们跟咱们引以为豪的一位校友名字那么紧密相连。只是，除此之外，青春还该再做点什么？</span></p>
<p><span style="color: #000000;">　　依然是我感情的洪水泛滥。至今仍记得，Hutuu课堂里每次课后的全体鼓掌，这是我毕生来罕见的奇观。如今，Hutuu进修在美国，学校似乎刻意安排他去“接受资本主义的再教育”了。我只记得，在两个学期之内，他的FTP成为了全校最火的服务器之一，他的课堂论坛，在两个学期之内，发帖达到了三四千条。如今，那群网虫们已经散去，但是，我知道他们依然还在，或许散布在校园的各幢筒子楼里，或许分散在全国各地，播散着某些心灵的种子。他们的心里，一定不会忘却有那么一处虚拟的角落。当我最近登录论坛时，发现自己的《纪念存留在这里的岁月》，已经无人阅读，也无人回复了。</span></p>
<p><span style="color: #000000;">　　至今日，一直让自己恋恋不舍的是《FD人周报》，一个人主持一张校报的评论版；以及而后在另一份同样优秀的校报——《风景线》上，不知不觉断断续续地写满了二年。如今，文字依然稚嫩如故，不忍再睹。但那群校园报人，那群一碰头就会笑声不断的人，依然让我神往。岔道已近，即使如此，我在内心也一定会知道，有梦，就会有相聚之缘。“情缘不断，前程偕行”。</span></p>
<p><span style="color: #000000;">　　尔后，如果一定要如例行公事一般，每次毕业的时候，都要泪湿衣襟，都要哭诉一番才各自奔向各自早早谋划好的下一个驿站时，我宁愿用别人的歌声，来为我们的“作鸟兽散”壮行。于是，又是一段声音在耳边回响，“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亲爱的，你永在我心间。命中注定的互相离别，许诺我们在前方相见”。</spa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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